中國經濟導報記者 | 季曉莉
面對疫情沖擊和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多方面挑戰,如何以改革應對變局開拓新局,如何推進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的突破,如何應對挑戰并贏得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近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舉行在線改革形勢分析會,就這些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土地要素:與市場化人口流動趨勢相適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認為,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進程相對緩慢,政府對土地要素計劃管理、行政配置的比例比較高,高度集中、統一垂直的土地配置方式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由于城鄉土地要素流通不暢,土地要素配置與工業化、市場化和人口流動的趨勢也不相適應。 彭森表示,無論是從問題導向要求還是目標導向要求,都要求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為此,“十四五”時期一是應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重點是全面深化農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實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二是應進一步深化產業用地市場化的配置改革,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盤活存量用地和低效率用地,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范圍,推進國企存量用地的盤活利用,同時完善盤活存量建設用地的稅費制;三是應合理利用閑置用地和現存土地,關鍵在于深化農村宅基地改革,實質性啟動宅基地退出權改革,鼓勵宅基地盤活利用,探索宅基地跨集體流轉;四是應進一步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賦予省級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權。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宋洪遠認為,本輪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到三個方面,包括土地產權制度、要素市場、產業發展用地制度:“改革旨在解決土地怎么利用的問題。如果改革到位了,政策落實了,就能夠激活農業投資主體。激活最重要的土地要素資源,由此為培育和建設市場經濟打下重要基礎。”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副所長、研究員姜長云認為,科學理解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應注意不能把面向鄉村振興的改革單純理解為鄉村空間范圍的改革,應從國家戰略角度理解鄉村振興或者是城鄉融合問題;應將推進改革和強化規劃引導結合,形成“中心化提升、網絡化發展”的都市圈格局,培育城鄉融合發展平臺;要注重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借此解決農業農村權利被邊緣化問題;應有底線思維,例如禁止破壞農村資源環境。
勞動力要素:解決人的經濟活動機會不平等問題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宋曉梧指出,勞動力市場是要素市場中最活躍、最根本的市場,而且是這幾個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資金沒有勞動力的運作和聯系就運作不起來。完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當前重點是兩個“暢通”,即暢通落戶渠道和暢通職稱評定渠道。技術要素則包括技術產權的兩個激活:激活技術產權的激勵,激活中介服務的活力。 “把數據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一個創新的提法,可以探索,但要考慮更好地保護公民隱私權。此外,還應該重點研究企業家的管理要素。”宋曉梧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劉守英認為,疫情后首要任務在于從極端應對疫情的體制盡快恢復到常規體制,盡快恢復要素的流動和市場經濟活動的聯系。應大力發展鄉村產業,提升鄉村的經濟活動機會,讓鄉村經濟活動從單一化、窄化走向多樣化,提高鄉村經濟活動的回報率,打通城鄉要素市場的對流,由此釋放我國鄉村的巨大發展空間。 “未來決定城鄉關系的重要因素由原來土地制度的行政配置轉向人的流向,在下一輪城鄉發展進程中,應通過人的城市化解決人的經濟活動機會與人的權利的平等,在此基礎上推動土地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和人的城市權利的改革,從而為我國經濟重構和下一步改革拓寬空間。”劉守英認為。
全要素生產率:深化市場配置改革迫在眉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認為,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帶來的。“‘十四五’時期,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突出重點,分類推進。” 他表示,在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目標是消除要素配置扭曲,把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領域,使經濟達到潛在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在技術、數據等新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目標是加快培育發展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推進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產業技術變革,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使潛在的生產可能性邊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從而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潛能。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建議,要素配置改革應著眼人的發展和社會治理改革,從人的解放發展和社會治理改革的新視角來謀劃;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不是完全割裂的兩個板塊,而是很大范圍內形神兼備的有機整體;承認尊重產權等提法,激發內部活力,增加管理要素即企業家市場體系完整化;在實踐中可把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配置結合起來,拓展到某些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以及行政資源方面。
與國際標準接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連接點,又是開放與改革的連接點。“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釋放巨大內需潛力的關重點,也是釋放服務貿易優勢以贏得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以制度型開放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應對變局的主動之舉,也是開拓新局的主動之舉。” 他認為,以制度型開放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形成公開市場、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例如,打破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的各類有形和無形壁壘,全面實現服務領域的平等競爭,以產業政策轉型促進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此外,應充分發揮科技革命對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作用。第三,應以制度型開放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關鍵是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與國際對接。例如,在醫療健康領域引入國際管理與標準,推動這些領域的制度型開放。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認為,應抓緊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具體而言:應緊盯國內循環發展的重點,精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我為主構建雙循環的關鍵,夯實國內循環體系的體制基礎,暢通國內循環體系的基本環節,優化國內循環體系的空間布局,筑牢國內循環體系的產業根基;應提升國際循環的控制力和穩定性,爭取區域循環的新突破,應營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加快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應統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注重兩個循環的內在關聯和協調,強化國內外產業鏈的關聯互動,防止兩個循環生態體系的脫鉤,推動關鍵領域的進口替代,打通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痛點和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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