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渝萬高鐵萬州段箱梁預制工作正式啟動，項目建成通車后，有利于促進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鎮群和重慶主城都市區便捷聯系。圖為中鐵十一局渝萬高鐵萬州響水鎮制梁場的預制箱梁澆筑作業現場。新華社
本報記者 | 付朝歡
“城鄉融合發展既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源頭活水，也是構建強大市場、拓展發展新空間的重大戰略舉措。”國務院參事、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日前在清華大學主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4”上表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關鍵在于打通城鄉循環的堵點卡點，核心是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資源平等交換、自由流動。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目前，我國處在中速增長后期，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導致增長潛能下降。他建議，通過提高城鎮化率（達到75％以上）和質量（縮小以至消除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力爭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即由現在的4億人口增長到8億至9億人。“這對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發展型消費
劉世錦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很大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
他進一步表示，增加有效消費需求，要理解現階段消費需求的新特征。首先，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低收入群體所面臨的住房、養老、社保等難題，提示了還存在未滿足的發展型消費需求。”
其次，要注意消費實現方式的差異。劉世錦指出，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擴大發展型消費，單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它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最后，服務消費較多地依賴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與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城市集聚效益降低了公共服務供給成本。
因此，劉世錦提出，現階段擴大消費需求要找準重點或痛點：一是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三是以人為中心、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
他建議，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此外，還應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現代化城市體系。
城鎮化率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2023年底，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1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8.3%，兩者相差17.86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平均81%的城市化率相比，也還有一定差距。
今年7月，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方案》）中提出，經過5年的努力，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接近70%。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未來，我國城鎮化率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預期至2035年可達到78%。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毅仁認為，落實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應關注人口分布極化、城鎮化建設用地較快增長、城鎮化建設巨大投入、城市品質持續提升和城鄉高水平融合等帶來的挑戰。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如何解決“人、地、錢、質、融”五大難題？周毅仁提出政策建議：一是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將重大生產力布局和戰略腹地建設作為推動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重要手段，將都市圈內沿軌道交通進行“集聚式疏解”作為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的核心抓手。
二是健全同宏觀政策和區域發展高效銜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將減量規劃作為優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
三是適當提高城鎮化重點領域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加強資金多元投入保障。
四是推動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聚焦民生“關注四類”和數智賦能“能屈能伸”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五是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以縣城為基本單元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合理配置。
都市圈是系統推進改革的理想空間
《行動計劃》中提出，依托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周邊市縣共同發展，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現代化都市圈。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馮奎表示，都市圈并非機械式、唯美主義的圈層式形態，而是適應地形地貌的協同發展區域。除了作為城市群的動力極核，都市圈還可能出現在非城市群地區。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去發現和培育一批中小型都市圈，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這是“十五五”時期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
為什么說都市圈是系統推進改革的理想空間？馮奎論證道，改革往往面臨“激勵不足、無力實施、方案難做”三個問題，而都市圈韌性很足，在較長時間內能保持人口和經濟總量的穩定增長，能夠帶來更多的激勵效應，減少改革風險成本；同時，都市圈的行政機構服務半徑更大，通過引進智慧化、數字化治理技術能達到機構減量而效能不減的服務，減少財政支出成本；都市圈內各城市之間存在較強的社會信任度，使得各類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較大的包容度，減少制度設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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